有人说，这里是天堂，因为这里诞生过50个亿万富翁，是中国草根淘金者的沃土；也有人说，这里是地狱，布局有如蜂窝一般的电子街铺，耗尽无数人的一生青春，这里就是华强北。如果把华强北比作一款曾经风靡一时游戏，历时四年更新，全新地图和玩法上线，还是否值得你去ALL IN？
盘下一个小铺位，一个月就能赚十几万
在深圳，很多人的第一部手机，第一台电脑，第一款相机，第一次维修电子产品的体验，第一次被坑得体无完肤，以及水货、山寨货、高仿货都可能与华强北有关。在这个1.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在那些窄小杂乱的柜台里，有布局如蜂窝一般的电子街铺中，曾经诞生了50个亿万富翁，也走出了腾讯、神州电脑、同洲电子、深圳华强等一批优秀企业。
30年前，华强北是深圳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，甚至算不上一条街，只不过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而已。
1985年，深圳电子工业总公司成立，也是赛格集团前身，瞅准市场机会，筹划搞个元器件配套市场。
1988年，深圳第一家电子专业市场——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开业，当时面积只有900平方米。
1998年华强电子世界开业，打破了赛格一家独大的局面，1.45平方公里范围内聚集了几十个市场，华强北成为我国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及产品交易中心。
2003年春节，华强北电子市场放假7天。放假第一天，照常营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元器件及产品价格立刻上涨。在深圳，最关心汇率变化的除了外汇交易员外，恐怕要算华强北的商户了，随时根据汇率调价。
华强北一个一平米的柜台，当年最高炒到30万元。2007年，华强广场招租时，一张登记表能卖到5万元，一方面说明这里寸土寸金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营商成本高。
2009年全球电子元器件缺货，价格疯涨，华强北几乎所有的备货都一扫而空，每个人都眉开眼笑。也正是那一年之后，市场上冒出了无数新贵，在这拨浪潮中，有资源的人，很多都赚了钱，一夜之间成为新的市场宠儿。
有人曾形容，华强北“打个喷嚏”，珠三角乃至全国市场都“跟着感冒”。这里号称是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、“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”、“深圳电子行业的代名词”，是全国电子市场的“晴雨表”和“风向标”。
在华强北，三尺柜台、一部电话、一个计算器，就是做生意的家当，柜台后面挤着三四个小青年。可别小看这些简陋的柜台，背后说不定就藏着身价过亿的大老板；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中，也不乏大学生，三五年“练摊”后没准就成了企业家。
潮州人和温州人，是华强北电子市场两大力量，他们大多因亲戚朋友关系走到一起。两个地方的人有共同特点：“吃得苦、敢闯外、拉帮带、不怕败”，这正与深圳“鼓励冒险、宽容失败”的城市氛围相融合。
“以前华强北因山寨手机一战成名，2006年我在赛格广场的一个小铺位，一个月就能赚十几万，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当时赚钱买的。”说起过去，在华强北做手机生意的陈老板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有些感慨。
那时，随便一个卖场里面都是人挤人的，有时候从早上忙到晚上，饭都顾不上吃。在他们看来，在这里没有鸟语花香，这里无法悠闲散步，这里是优胜劣汰的战场，野蛮生长的丛林。
封路、严打，部分卖场、商铺一夜空城
据统计，华强北的辉煌时期，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，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，从业人员多达13万。
然而，四年前，曾经一时无两的华强北，就如同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，深圳市地铁改造工程一纸公告，让华强北人走茶凉、风光不再。
自2013年2月27日开始，地铁七号线施工，华强北主干道（红荔路-深南大道段）将进行围挡封路，封路期长达3年。封路期间，华强北主干道不再通行机动车，行人只能从施工围栏两侧窄窄的通道进入市场，华强北的生意大受影响。
这让华强北像被切腹一样，华强北路段就一直封闭机动车道，人流量首当其冲，导致商场死了一大片。各大卖场的高音喇叭依然闹腾，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稀疏的客流，不少知名卖场似乎也逃离不了魔咒。
一位在华强北做档口生意的老板表示，“从封路开始，周围的一个个朋友关了柜台，转行或者退掉了高价的柜台，离开了华强北，去了关外，我开始越来越有点心不在焉。随着深圳房价上涨，员工的工资持续的走高的同时，素质持续在下降，走私单的走私单，不干活的不干活。”
另外，华强北的山寨文化一度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，而最近的打假风暴似乎比以往都要更猛烈些。从部分商户口中得知，没有注册的品牌、山寨货、水货都会被查，范围还波及到了配件。在这次打假行动中，有不少商家甚至不敢开门做生意，部分卖场、商铺一夜空城。
在遭遇了电子商务的冲击、产业升级、地铁封路、山寨查货风暴之后，光顾华强北的人流大幅减少，小电子产品商贩的集体退去，也导致大量实体商铺空置，出租率和租金价格都在下降。
很多人当时甚至断言：华强北奇迹将不复存在。华强北“辉煌不再”，也成为深圳近几年经常讨论的话题。
失去赚钱效应，新华强北还值得ALL IN吗？
有人选择坚守，有人选择离开。2017年1月14日，因地铁施工封闭近四年的深圳华强北路重新开放，新华强北宣布彻底改造完成。随着7号线的通车，华强北路解封，华强北的交通将得到史无前例的优化，人流量预计会翻几倍。
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样形容：深圳华强北商业街，经过四年转型升级改造后，今天重新开街。作为我国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商贸中心，华强北商圈年交易额超2000亿元。以其命名的“华强北指数”成为反映我国电子市场的晴雨表。
目前，赛格集团、华强集团大手笔支持创客产业链的发展，形成了目前赛格创客中心、华强创客中心两大创客“天堂”。新增加大量商业业态，无人机、LED、机器人、VR/AR、新型可穿戴设备等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正在成为华强北的新名片。
华强北开街之后能否重回辉煌？有很多人表示不乐观，店铺、档口老板们对于开街这个消息大都表现的有点迟钝。甚至有人质疑，华强北商户由于租金人工成本太高而坚持不下去，即使华强北路修的景观再靓丽有何用？华强北再也回不到以前，这种华丽的投资还不如给所有的商铺减租。
华强北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身后拥有深圳市周边齐全的电子制造业，然而，五金金属、纸等材料价格的上涨甚至断货，多重因素正在猛烈冲击着深圳的实体经济。
此外，华强北部分商铺的产权已经过了接近20年。面对50年产权期限，也有人担忧，在如今如此价格高位的环境下，怎么接盘商铺，就算接下来，还能赚多少？
一方面是华强北所依托的制造业面临着来自转型、成本的压力，而另一方面深圳蓬勃发展的房地产、互联网与金融的发展成为了新的浪潮。不论是对投资者，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失去赚钱效应的华强北，似乎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目标。
总之，新华强北需要时间来恢复和调整——正如大手术后的人需要休养一样。但问题是：讲真，新华强北，还值得ALL IN吗？
【延伸阅读】深圳华强北沉浮启示录：南中国制造业符号褪色
“北有中关村，南有华强北”。曾一度作为深圳乃至整个南中国电子制造业符号而存在的华强北，正在淡出这个时代。
1月14日，因地铁施工围挡了四年之久的深圳华强北正式开街。华强集团在十字路口打出了巨大的红幅祝词，街道上旗帜飘扬，现场依然人头攒动。不同的是，曾与中关村齐名的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，即将变身为商业街——尽管卖的依然是电子产品。
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华强北围挡施工的四年里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曾经的组装PC、山寨手机市场，被品牌厂商们冲击得七零八落；实业家们在国外投资建厂，掀起了一番关于制造业成本困境的大讨论；深圳的房价也在GDP增速“破7”后，突然赶上了北京。
华强北正在成为上一个商业时代的褪色标签。事实也近乎如此——品牌电子产品价格已不再高昂，廉价品的市场日益受到挤压；制造业面对各种各样的市场和非市场压力，很少人愿意继续投资实业，那些曾在华强北起家的人正在斥资大举购房。
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，从倒腾进口电子产品到自行生产制造，从个人电脑到手机业的产业更迭，华强北见证过一波又一波的浪潮。现在，新的浪潮正在将这个地名远远的抛离。
一
2003年来到华强北的范伏清，已经离开了。
他说，这片土地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机会。曾经，范伏清在华强北见过一个铺面被转手了20次，见过一个4平米左右的铺面转让费高达400万元。而现在，位于华强电子世界三楼的一个档口，5.2平方米，月租4500元，已经空置了5个月。
范伏清是济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毕业生。2003年，他来到华强北住10元钱的宾馆，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卖手机的档口打工。当年从国外进来的大量韩国、日本、美国二手手机都按斤卖，虽然手机功能齐全，但由于没有号码，只能作废。范伏清的老板让他把这些手机拆开，壳子、主板、电池、后盖等配件直接分类，然后卖配件。
范伏清想了一个办法，他通过华强北一个电话卡商贩认识了电信技术人员，并通过关系从电信拿了10个号码的源代码，再让那个技术人员把源代码写入韩国手机，这个过程称为“烧号”。然后，他通过机器把系统从韩国手机中“抠”出来，找了一个懂韩文的朝鲜族的朋友帮忙，一个个地把菜单中的单词翻译成中文，将诺基亚的中文字库导入系统以便编辑中文短信，就这样，一个手机汉化中文系统便诞生了，这个系统后来卖了50万元。
在商机面前，范伏清选择了创业。
2004年，他便不再给常州老板打工，自己租了套房子，开始针对韩国、日本、美国等机卡一体机手机开发中文系统。2004年范伏清赚了400多万，其中最贵的系统卖50万，便宜的卖10万。后来他发现买了他的中文系统刷机卖手机的人更赚钱，到了2004年11月份，范伏清开始不卖系统了，招了一帮工人，自己进手机、买来电信的无绳电话号码、烧号刷机。最多的时候，范伏清招了200多个工人烧号刷机，到2005年6月赚了1000多万。
完成了原始财富积累的范伏清，开始在华强北开档口。之前的手机业务让他得以结识三星、摩托罗拉、诺基亚的一些人脉资源，于是他开始在档口从代理手机品牌，包括海信、中兴、中信和HTC以及戴尔等，2006年成为诺基亚代理商。
他记得，手机产业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，“非常旺盛”，当时摩托罗拉出了一款V3手机，价格一万七，华强北的市场上，大家排队买，既有经销商，也有自己用的。而到了2010年，手机配件市场随之爆发，最多的时候，范伏清在华强北开了13家档口。范伏清说，三四楼的档口，许多外国商人过来专门进保护壳，一柜集装箱保护壳价格能达到70万，外国商人十柜、二十柜地进货。
然而，范伏清的档口生意在2010年达到了顶峰，从2013年年底往后便开始逐渐下降，直到2015年初，他关闭了所有的档口。同时，他的公司贝尔顺集团搬离了华强北，入驻了荣超经贸中心的写字楼。
如今那些仍在前往华强北寻找财富机会的年轻人，处境比范伏清当年更为艰难。近两年来到华强北的李涂壕和罗德，都抱着这样悲观的态度。李涂壕从2013年来到华强北，之前他在广州的一个档口卖摄像头。他称，广州没有生产能力，主要是销售，从深圳拿货，加价10%-20%卖。但李涂壕只在华强北做了一年就退出了，因为无利可图。
华强北在手机产业上逐渐失去竞争力，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二
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刘鲁鱼，1989年研究生一毕业，就到华强北工作，亲眼见证了华强北的转型升级，在深圳工作期间，他主持编制了3个有关华强北转型升级的规划。
11月份，刘鲁鱼在华强北转型升级国际高峰论坛上说，如今对华强北最新的规划，是2016年到2020年将华强北打造成商贸功能区。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规划，华强北的未来是“集高端消费电子新品发布、展示展览、用户体验、投资洽淡、合作交易五位一体”国际商贸功能区。
刘鲁鱼说，华强北现在面临着挑战，华强北是以实体店为主，近些年电商的崛起，使得消费流通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范伏清坦言，电商对批发商是有影响的，因为电商基本上把整个价格压下来，之后批发商去外面进货的时候，老板会说，你看你给我进这个价格，比线上的还贵，你说我怎么卖？“他会用这种方法要挟老板，每一次进货都越来越少。”
而在印度商人伟路看来，竞争者越来越多、山寨货拼不过品牌货都是华强北的生意比以前更为难做的原因。
2007年，在印度朋友的介绍下，伟路来到华强北，开始了自己的华强北生涯。他的主要工作内容，是在华强北帮国外的客户看样品，然后报告给客户，如果客户需要，他会帮忙协调发货、进出口。
伟路说，现在华强北的印度人越来越少，因为很多中国人开始自己去国外做生意。他举例，以前在西方国家很难看到中国的电子品牌，但近年来，在美国，澳大利亚，印度和德国，他看到了中国的华为、小米、OPPO和乐视。
“大品牌价格都已经那么低了，还有什么山寨的必要呢。”伟路说，以前电子产品普遍较贵，所以华强北东西很有竞争力，但现在没有了。
伟路中文十分流利，他说，可能一个工人每月收入4000元，都会去买5000元的手机，并且现在的人用手机不像过去的那样用好几年，都是一两年、甚至半年就会换。“现在各种贷款、分期付款还那么多。”伟路说，他认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已经十分多样和丰富。
360董事长周鸿祎曾说，手机行业已经是一片“血海”。而在华强北，利润逐渐走低，让许多商家难以为继。“现在能在华强北生存下来的估计都是有工厂支撑的。”李涂壕说，没有工厂支撑，价格就会贵很多，从工厂拿货肯定要加10%-30%的利润，再卖出去也要加10%-20%，价格高了就没有竞争力了，从前倒买倒卖的方式难以持续。
同样在华强北开档口的罗勇感同身受，他说卖给国内市场的产品利润非常低，一百多块钱的东西可能就只赚两块钱，很多人很怕被别人抢生意，就一直打价格战——10块钱的东西能赚1块，但为了卖得出去卖得多，就只卖9.5元，价格一直压，压到最后就是利润越来越薄。
伟路认为，这是因为现在做生意的比以前多太多了。他用蛋糕举例：2007年有一个蛋糕，10个人可以切；现在一个蛋糕，20个人切。
由于利润低，档口的高昂转让费自然也逐渐消失。罗勇说，2014年飞扬时代大厦一个档口不到两米就要三万多的租金，现在很多档口降价了也没人要，有些一两米的档口还写着合租，没生意，一个月都赚不到几千块钱，有的店主已经出去开Uber了。
并且，那些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人，如今未必再愿意回到华强北再将资源重新投入到实业中去，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。印度商人伟路说，现在赚了钱的人，做投资的也多了，比如说买房子来卖。他的一个朋友，在美国买房，装修好，然后在卖出去，赚个20%或者10%。“大家可以进行投资，很多人就会想干嘛还要那么麻烦去做产品、工厂，弄得那么辛苦。”伟路告诉记者。浙江日康婴儿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洪利民也曾向记者报怨：中国房价高企，搞得我们信心都没有了，现在每个行业都做房地产，稍微有点名气的企业，都加入房地产这个行业，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的钱似乎太好挣了。
咨询公司波士顿集团在2015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，综合各方面的成本，中国制造业仅比美国便宜5%。而制造业正是华强北得以成为“中国电子第一街”的关键所在。
三
在政府对华强的规划中，未来要向高端产业转型。但在罗勇的销售结构中，华强北销往国内市场只做便宜货，因为“国内做高了做不起来”。
他举例，像钢化膜，现在天猫卖两块多包邮的都有，但这种是亏本的，这样可以把销量冲起来，带动其他款，比如一贴2.99元，可能还要倒贴5毛钱，就是超量带动其他的。“耳机也有十几块的那种，国内的人贪小便宜的多。”
罗勇也卖比较贵的一些产品，但销往国外。他在国内卖的耳机基本都是二三十的，销往国外的耳机则主要是四五十，主要卖往非洲，因为那边没什么品牌意识，功能良好就行。“如果国内卖四五十，消费者会问为什么只要二三十。”罗勇说。
物美价廉曾是华强北的一大特色，也催生了许多山寨、杂牌产品。不过范伏清的逻辑是，山寨货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市场对廉价产品的需求。
他说，假货的真正原因出在那些中间商，比如泰国的中间商来买货，会提出“最便宜就可以了”的要求，让商家把产品的功能做到用一次就行了，至于后续如何，他们并不管。而这样的货卖到市场后肯定会出问题，久而久之，便会形成中国货不行的观念。
而近年来，政府对华强北山寨货的打击力度要比以前严苛得多。赛格高管马林说，这并不是单单华强北要打击假货，在任何市场假货都是要打击的。
在一些商家眼里，对假货的查处让他们感到紧张。罗勇说，工商局来查，店里几百万的货放着，有的店家会试图私了，“我们隔壁那个做手机壳的被搞了一笔，花了两万多，工商说是三无产品。”
假货也的确是大量华强北商户无法回避的问题。多名店主告诉记者，对假货的查处影响了华强北的生意。但是，这并不能构成“理直气壮”地卖山寨货的理由，尽管这是华强北存在了多年的基因。
至于政府对华强北的新的规划定位，伟路认为，成真可能性很大，因为如今大品牌越来越多，山寨的东西没什么好处，利润也越来越薄，消费者对于太便宜的东西也越来越不敢买。
但赛格高管马林则认为，政府规划总是跟随着市场走的，深圳是一个市场经济程序很高的城市。“华强北的市场更是由商家们自发形成，没有什么规划。”马林说，政府只是“打哪指哪”，起到维护秩序、规划和服务的作用。
从低端到高端，从山寨到品牌，这的确是深圳市政府对华强北规划期待，而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“前店后厂”模式的华强北，在中国制造业谋求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更有象征意义。
马林认为，与中关村不同，华强北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身后拥有深圳市周边齐全的电子制造业，而中关村没有制造业的依托，则只能做倒买倒卖的活。
但如今，一方面宏观经济下行，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相较过去放缓。2016年前11个月份，中国制造业PMI（采购经理指数，高于50%时，说明经济在发展；小于50%，说明经济在衰退）有3个月份低于50%，6个月份在50.5%以下。
另一方面，供给端进行改革，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，阵痛也难以避免。博世力士乐董事总经理刘火伟曾告诉记者，对于许多小的制造业企业而言，“上工业4.0是找死，不上是等死”。刘火伟说，对于许多中小企业而言，投入资源进行升级改造，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资金链断裂，走错一步就可能弄垮企业。
而严峻的环保形式与严格的环保监察，让一些上游制造工厂如同惊弓之鸟。去年12月，为期一个月的中央环保督察行动，在广东掀起了一阵环保风暴。截至12月27日，4205家企业被责令整改，立案处罚企业2341家，拟处罚金额7402.2万元。这样导致了相关五金金属、纸等材料价格的上涨甚至断货，业内甚至流传到了“有钱也没货的时代”。
一方面是华强北所依托的制造业面临着来自转型、成本的压力，而另一方面深圳蓬勃发展的房地产、互联网与金融的发展成为了新的浪潮。不论是对投资者，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华强北似乎都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目标。
在产业的变迁和市场的优胜劣汰中，华强北已经不是当初那样4平方米的铺位要400万转让费的华强北。李涂壕说，他在2013年满怀大志来到深圳，但没想到现实跟想的差得太远。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除范伏清外，文中出现姓名均为化名）